同样是繁荣，为什么新上海的繁荣才是人间正道？因为它是包容性的，而非掠夺性的，更在乎人的尊严与发展。

  每隔十五分钟，上海外滩便传来悠扬的《东方红》报刻乐曲；整点，更为完整的《东方红》在浑厚的钟声陪伴下激荡着所有知晓往昔，也明白未来之人的内心。

  上海，古代中国的自给自足县城，近现代中国的畸形繁荣都会，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化大城市，在外滩钟声和黄浦江浪花中汇聚成一个线日的节点后，上海的财富、幸福和希望，属于名正言顺的主人——中国人民，也是从那一刻起，具有人类崇高意义的“上海传奇”才拉开序幕！

  任何有大历史观的感情，都是有阶级性的。七十年前的外滩，出现了两种感情、两种立场乃至两种预判的碰撞。

  “黄浦江与苏州河在此会合，两岸遍布码头、仓库、油库和货物堆。上海，这座从1842年开启的世界性港口，被实业家称作‘中国大门’，而黄浦江是‘进门’后向中国腹地延伸的康庄大道，沿途成千上万吨的原材料从这里运送出境。……这一切，随着军队的到来结束了，上海这座‘中国大门’正在历史性关闭。”《》记者沃尔特·苏利文在1949年5月如是说。

  “已经夺取上海，但战斗没有停歇，随着第一缕阳光照向大地，一阵急促的高射机枪声打破天空的宁静，拉开骚动一天的帷幕。那是从舟山乃至台湾飞来的军机在投弹，爆炸声震耳欲聋，提醒中国人民斗争还没结束，要为自己的自由与幸福继续前进！……”

  “为了在地质松软的泥地上建起房屋，百年来，外国殖民者和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用巨石塑造出近代上海雏形，也是这个巨大体量国家朝向世界的门户。上海也是中国解放力量的发源地，经过22年的浴血斗争，挺直腰板的中国人摆脱了奴役，成为‘顽石之城’的真正主人。无论遇到何种风浪，人民的上海都将为争取光明的前景前进！”苏联记者弗拉迪斯拉夫·米科沙在1949年9至10月边欣赏、边体味。

  上述悲观者抑或乐观者，都不否认上海就是中国大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列强以坚船利炮实现上海开埠，这首先是耻辱，然后才是中外相互了解的过程。“以其地理优越，上海形成中国和海外移民的‘新世界’，一如美国东北角的新英格兰。”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东亚问题教授谢爱伦承认，上海是中国农业社会接触西方工业文明的“桥头堡”，但本质却是“殖民地城市”，“等级制度和分而治之是整个城市运行的原理”。

  1850-1864年太平天国战争后，大批内地移民进入上海，列强也加速从这里渗透和驯化符合其利益的中国社会。善良的中国人以为简单的“师夷长技”就能富强，从洋务运动到慈禧新政，盼望以平等身份与“守约”的西方和平相处。19世纪末，上海仅用二十来年光景，实现了生产蒸汽动力化、生活煤油煤气化。“用油脂及化学合成碱制造的洋肥皂，让大多数上海主妇告别拍衣棍和手工粗碱肥皂，中国人自己也实现了仿造”。上海档案馆馆员李红指着历史照片说，来自外国的肥皂、火柴、煤油灯、橡胶制品等，在追逐贸易利润的商品经济推动下，很快倾销到中国，加上先进的城市管理、繁忙的贸易和眼花缭乱的生活，上海人的生活方式和情调“被猛然改变了轨道”。

  因为经济活力，上海刚开埠时，人口才10万，19世纪末就达到50万。依据内政部人口局统计，1948年上半年，上海户籍人口206.9万人，但实际居住人口约600万，是当时无可争议的亚洲第一、世界第六大城市。从世界角度看，上海是资本主义经济圈在东半球最重要的商贸中心。到1936年，中国70%的进出口贸易在此完成，亚洲大米、棉花、猪鬃、钨砂、石油、航运、外汇等经济和金融要素都要看上海的晴雨表，难怪英国银行家内森·罗斯柴尔德直接称呼上海为“中国的戈尔康达”（16-17世纪印度德干高原上的钻石之都）。

  就人最基本的生存权看，这般繁荣的上海对劳动者却是残酷的，掌握最高权力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官僚资产阶级让这扇中国大门“开”得极为扭曲，到了必须历史性修正的地步。1922年出版的《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一书（作者是苏联记者A.E·霍多罗夫）记载——上海由三部分所组成：一是面积广大、设备完善的公共租界；二是法租界；三是极度拥挤的华界。“上海是处处铺满沥青的大都市，高楼林立，宽阔的大街上移动着五颜六色的人流，无数车辆吼叫着往返疾驰。一段段长街区充斥着卖淫丑行，交易所经纪人用‘金银差价’投机赚取暴利，形形的中间人乘坐轻便马车，为追逐利润而奔走于银行之间。……上海是中国光膀子工人拉着大车搬运重物或为外国海轮卸货时发出单调而有节奏的‘歌声’的城市。”

  1927年，伴随当局上海工人运动的枪声，新西兰青年路易·艾黎来到上海公共租界，出任工部局防火督察。他的眼里，租界条条大街和林两旁高树耸立，绿荫如盖；精心修剪的块块草坪冲洗得干干净净；处处是阳光明媚的花圃和公园。其后是上海显贵们的半宫殿式建筑和别墅。公共租界巡捕不但有印度人，还有中国人、英国人。艾黎留下这样的记忆：即使根据警察的装备品质，就能确定列强对待各民族的态度，华捕装备最老式的武器，印度巡捕的薪水较高，也装备较现代化的武器，英国巡捕则处于二者无法企及的高度。苏联记者帕维尔·巴拉克申则看到另一幕：“通行于租界有轨电车的售票员和司机是中国人，而检查员和验票员是被日本殖民当局驱逐的朝鲜人，这些中国人与朝鲜人相互疏远，这使他们不可能串通起来耍什么花招了，上海所有其他私营企业与市政府所有的企业也是这样。”

  拥有最多人口的华界，其居民与其说按出身特征划分等级和阶级，不如说按此特征划分为有权阶级和无权阶级、富人和贫民、买办和苦力。雨果的《悲惨世界》有句话：“光看过男人的悲惨，等于什么也没看见，应该看一看女人的悲惨；光看过女人的悲惨，也等于什么也没看见，应该看一看孩子的悲惨。”第一部震撼世界的上海题材纪录片——苏联导演雅科夫·布里奥赫摄于1927年的《上海纪事》，就用镜头和文字旁白告诉世界，真正支撑这座繁华城市的那些底层男人、女人和孩子究竟遇到什么样的“绝对悲惨”！

  1927年的公共租界一角，密实的木桩铁丝网外，几个年轻人顶着烈日拉着双轮车，车上装满木材，看到路边有水后，他们停下来一边用竹勺喝水，一边向租界张望，荧幕上出现字幕——“代替畜力的拉车人大汗淋漓”（或译“作马使用的拉车人”），他们眼里没有羡慕，没有仇恨，只是单纯好奇。这时候，镜头切到外国男女在游泳池边嬉戏、热闹的鸡尾酒会和华丽的狐步舞，那是什么种生活？泳池边的女人为什么穿得那么少？当观众思绪还没反应过来，镜头又拉到上海工厂，女工和童工像机器一样忙碌，旁边站在手拿棍子、头戴礼帽的监工，旁白是这样的：“上海的工厂内共有十万名童工”“工人们在充满白磷毒气的车间工作”“妇女和儿童每天至少工作十二小时，纺织厂内最小的童工只有六岁”……

  同一时间，在上海工作的艾黎用亲历证实了布里奥赫影片里的一切，公共租界里的缫丝厂招募许多八九岁孩子，每天要在煮茧的大槽前站12小时，如果童工把一根丝理错，工头就用开水烫胳膊。艾黎还和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研究。他试图动用工部局的力量，要求施行包身工制的纱厂老板善待工人，可一切都是枉然，这些朴素的人道主义者渐渐明白，仅凭一己之力，什么也变不了。

  即便是那些“实业救国”的民族工商业，也是“畸形城市”里的失败者。美国历史学家T.G·罗斯基在1989年出版的《战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承认，对外联系确实给上海带来新的机遇、资源与技术，但总体上却存在一种结构性暴力，扼杀着中国民族工商业。列强在治外法权和片面贸易最惠国待遇的支撑下倾销商品，中国变成对本土产业全无保护的片面开放市场，这些进口货物中，包括完全不受欢迎的产品——，19世纪80年代，占上海进口产品的约40%。一份出自1933年的有关中外企业份额及用工超过1万人的工业中的中外企业劳动生产率报告中，光机械、钢铁、砖瓦、交通设施及食用业就完全被外国企业掌握垄断地位，对中国企业具备“碾压性”。李红如此描述沪东中华造船厂前身大中华造船厂的命运，该厂缔造者杨俊生在1934年从英商瑞镕公司口中竞争下“大达”号客货船的建造权，可英商串通官僚资本的银行，掐断大中华厂的现金流，再运作法院强行宣布大中华厂破产，杨俊生当庭哭诉：“民族工业受到外国人摧残，政府不但不予保护，反而帮助外国人逼迫自己的企业破产，这是国家的耻辱！”

  “能用什么形容1949年前的上海呢？我想不出别的，只有压榨机最合适，在底板和轧板之间，几百万双活的人手，几百万副活人躯体正被残忍碾压，光是这种剥削机器的意念，就让人浑身发抖。”苏联《真理报》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是最早目睹新旧上海交替时刻的外国人之一，他把旧制度下根本改善不了生活的人比作被铁板压制的草皮，“但终有一天，最茁壮的嫩芽会先从铁板缝隙里钻出来，假以时日，绿草将把那块躺着敌视一切生命的重物的地方变为一片青葱”。

  这片“嫩芽”正是中国。随着1917年十月革命炮声响起，马克思主义传到古老的东方，1921年，在上海石库门里成立，他们不要旧式的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也拒绝时髦却“只有破坏没有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而是建立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政党，为古老落后的中国争取光明的未来。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做过精彩的比较，按照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区分先进革命者与传统农民起义领袖的一大标准，是看他们注重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关系变化，“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搞土地改革，发展民族工商业，是改变生产关系，而过去的农民起义领袖只在乎那点粮食，金银财宝，乐于获得生活资料去享受，也就没办法跳出小农经济，推动社会进步”。

  然而，所走过的并非一条平坦大道，而是历经苦难，甚至濒于绝境。就在诞生六年后，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为首的背叛大革命，在上海屠杀并肩战斗的人和工人群众，三天内，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亲自操刀的将领白崇禧得意地说：“无论民众怎样凶，有一连机关枪便什么都完了。”22年后，苏联记者西蒙诺夫和几个党员在白崇禧公馆里（主人已逃到台湾）恰好读到这一段，“我们翻到1948年出版的《名人传》，这个血腥上海工人的刽子手被描绘为‘天才是如此博大，绝非常人所能了解’。这样的评价，纯粹是为了预防历史法官对白崇禧的判决并给予‘屠夫’定义”。

  血流成河的上海街道，无数逝去的革命者生命，使幼年的经历化茧为蝶的痛苦，得出刻骨铭心的认识：不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就没有人民的地位。从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到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领导的和人民军队，一边战斗，一边土改，调动成千上万民众起来战斗。“从建党到建国的28年间，有名可查的烈士多达370余万人。”李红告说，“纵观世界政党史，唯有中国为践行和坚守自己的信仰，付出如此巨大而惨烈的牺牲。”解放战争的最后岁月，战士和支前民工不仅明白自己为谁而战，就连日后如何为新社会做贡献都想到了。那时候，向长江南岸进军的队伍里，不少战士把每一点空闲时间用来学习，他们不愿再请同志写战前决心书，或用指印摁在纸上来代替签字，他们要学习文化，坚持一天学两个字，一周十四个，一个月六十个，“我还不能写，但已开始读报纸。再过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就能说七百三十个字，就念书写字了，为新中国去服务了。”一名战士这样向西蒙诺夫袒露心声。

  此刻，那些自诩为“上海主人”的家伙心情却糟透了。“国民政府正如一家银行，办了二十年没有办好，生意做差了，或是不能兑现，或是怎样，这家银行岌岌可危。”替蒋介石到美国求援未果的上海银行家陈光甫在日记里写道，蒋介石花了22年去武力消灭，却不懂得这样的道理，“中国今日欲求补救，其道不在打仗，而在务本”，所谓“务本”，就是解决民生，但蒋介石和当局是“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代言人，对这一问题是无解的。历史不是没给过他们机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与社会各界都希望和平民主建国，可却选择发动内战，独吞胜利果实，甚至不惜收容日伪降军受其驱使。刚回归祖国的台湾同胞钟理和见到，汪伪上海市长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御用的“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以国军身份阻止人民武装接近城市，“什么都是摇身一变，只可惜都与孙猴子相仿，尾巴虽变成桅杆，却因不能挪到前边而露出马脚。历史不是没有是非，迟早要失去民心”。

  连年内战，军事失利，经济崩溃，特务横行，民心思变。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1949年1月22日刊登读者来信，描述一位公务员的遭遇，他因病辞去公职，搬进八口人的破房子。一天，军官用粉笔在门上做了记号，不久士兵持械强征房子，女主人惊恐中把自己反锁起来，士兵硬闯进来，在孤儿寡母的哭喊声中搬走所有家具。“越来越远离人民，现在中国有两支军队，谁爱护人民，谁就能赢得战争”。谢继民，淞沪抗战中率领“八百壮士”血战四行仓库的名将谢晋元之子，清晰记得上海解放前的那一刻，“父亲在军里的老部下送来两张去台湾的船票，母亲把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叫到一起商量，觉得去台湾没有前途，大家苦也苦在一起，于是把堪比黄金的船票退回去了”。

  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夫人提到，面对失去上海的最终结局，腐朽的当局选择了疯狂，军队把上司“不惜代价死守”的命令当作抢劫与敲诈的依据。5月初，军拉来一卡车黄沙麻袋，在西藏路淮海路中央围成“工事”，扬言要和打巷战，这可急坏临街居民，大家凑钱伺候军官，请他挪个地方。起初，军官咬定是上司的命令，是“坚决保卫大上海”的需要，待到金条、银元给到心理价位后，他马上命人把“工事”挪动五六十米，到了西藏路金陵路中央，可那里的人又叫苦不迭，只好再凑钱求饶，于是这帮兵痞发了横财，但因上司划给他们的防区就是西藏路这一段，无法继续挪地方，于是他们答应打仗时“手下留情”。后来，他们果然“信守诺言”，当5月25日接近市区时，他们就溜之大吉了。滑稽的是，在军盘踞上海的最后日子里，竟然禁卖爆米花，市民葛一峰说，自家所在的西藏路钧福里曾有一对专做爆米花的老夫妇，在上海打仗时失业了，“大人说，街上都贴出布告，禁止爆米花，理由是‘轰’的一声要动摇军心，想来全套美械装备的军到了连爆米花都怕的地步，这仗已然胜负已定”。

  如果你是一位将领，面对20万敌军（即便是毫无斗志）聚集的世界级大城市，要完好无损地拿下来，那种感觉就像“瓷器店里捉老鼠”。然而，5月12日开始的上海战役，仅仅十五天就尘埃落定，城市完整回到人民手中。来自帝国主义的援助，没有帮助军组织起期待的“固若金汤”防御。答案很简单，人民和他们所拥护军队的意志压倒一切。

  5月25日，是多数上海市民集体看到的日子。法国记者罗博特·贵阑在《红旗下的中国》中写道：“穿着布底或橡胶底鞋，草绿色的军服上除了子弹带、手榴弹和干粮袋无另外的的，这些装备简陋的战士表现得训练有素，他们安顿下来时没影响市民。”12岁的白俄小姑娘索菲·索若群不顾父亲警告，透过窗户望向莫里艾路（今香山路），惊奇地发现一排排青年军人庄严地在路上行军，一种不可抑制的好感油然而生。2004年4月23日接受媒体采访时，索若群依然清楚当年自己看的一切，“上海的心脏迅速变为红色”。

  在苏联记者丘里诺夫的通讯《解放的大地》里，这段历史就更精彩了。5月25日子夜，先头部队已进入市区，他们送上的第一份礼物非常特别——严明纪律。按照12条《入城守则》，整师的部队集结在露天，为保持市内整洁，骡马不许进城，饮水和饭食都从市郊挑来。“在上海南站，工人、妇女和儿童涌上来同疲惫的战士握手和拥抱，工人急切地邀请战士去家里坐一坐、烘干衣服，但都被婉言谢绝。晚上，战士们按照各自单位在十字路口露营，这时小分队从队伍中出来，前往路边警戒，其他人相互倚靠或席地而卧，陆续进入梦乡，在他们身后，则是电线已被摇开的战地电话机和刻着白色箭头标志的大十字路口。”民族资本家荣毅仁感慨：“一个政党把军队管理成这样，也一定能治理好国家。”

  这一“见面礼”，使上海人认识了，认识到自己的子弟兵，并从这里建立起信赖和信心。历史更没有忘记，几十年后的2015年12月27日，还是那个最先进上海的部队，按照命令，千人千车，沉寂无声，一夜之间离开了驻守46年的石家庄，除了道路两旁零星的家属拉着孩子送行外，入睡的城市毫无察觉，只有月色和路灯辉映着静静行驶的军车。“从接到移防命令到部队开拔，只有短短二十来天，他们把离开石家庄的时间选在子夜，就像当初在子夜进入上海，这是我那个秋毫无犯的老部队！”该部队的退伍老兵在微博里写道。

  5月27日是上海完全解放的日子，被压抑太久的城市沸腾了，楼房和商店门口挂出红旗，兴奋的学生在街上跳起之前象征农民丰收喜悦的秧歌舞，热诚欢迎解放者。马路上穿行着插有红旗、装满学生的卡车，而战士嘹亮的合唱歌声也从大喇叭里播送出来：

  法国记者贵阑被眼前所见感染了，他把这一切称为“歌声宣告革命”。苏联摄影记者米科沙的观察更仔细，他从外滩跑到静安寺，沿途尽是狂欢的人们，他们举着宣传画和标语，打着红旗和、朱德等领袖的画像，空气中充满了人群喜悦的嘈杂声和锣鼓的奏鸣声。白天退去，夜幕降临，上海又被火把和灯笼照得红彤彤一片，几十条大汉舞动的巨龙张开嘴巴，喷吐出一条条火舌，煞是好看，大家尽情宣泄着久违的热情、喜悦和对新生活的期待。直到东方露出鱼肚白，上海全城才渐渐归于寂静……

  新中国成立后，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已解决了头顶上的问题，下一步要解决脚底下的问题。”那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中国人民如何奋斗，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使中华民族骄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世界而言，确立新社会经济制度的上海究竟往何处去，其意义也是非凡的。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怀着刻骨仇恨，自1949年6月起对上海实施“闭港政策”，军舰拦截商船，水雷阻塞航道，1950年3月又利用窃据的联合国席位，宣布退出关贸总协定（GATT，今世贸组织前身），对新中国外贸活动釜底抽薪。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是全力封锁和禁运，上海经济活动受到较大冲击。英国学者理查德·纳特基尔所著《世界海洋活动图集》有一张反映上世纪50年代初的全球货物贸易流向图，能够正常的看到上海被人为地“边缘化”了。当时尚留在上海的英资公和祥码头公司收到伦敦总部的一份电报，里面预言：“在上海乃至中国内地继续经营，是不计损失的‘垂死业务’。”

  站起来的中国人，用实际行动回答了种种悲观预测。解放前，大量食品、原料、面粉和棉花等从海上运抵上海，所有生活用品几乎都依赖国外，是个不折不扣的“消费城市”。随着新制度确立，那些官僚资本被没收，成为国家财产，而民族工商业得到扶植与鼓励，上海工业获得重建与发展，已不再单纯从国外进口大量机械和原料了。成立于1936年的外资上海怡和啤酒公司，实际75%的股份属于中国人，可执行董事会全被外国人把持，技术人员全是外籍，外方宣称中国大麦不适合酿酒，且酒花也不能要中国的（实际上黑龙江早有上等酒花），因此必须进口，在买办与当局合伙人的帮助下，怡和啤酒逃避税收，低报产量，捞取了过高利润。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合理的价格从不愿经营的外方手中获得怡和啤酒公司，改为华光啤酒厂，自那时起，由于中国工人自己掌握技术，大麦、酒花等原料都在国内解决，啤酒质量不降反升，产量增加了8倍。

  相比之下，发生在某内衣厂的故事，更能说明“人民的上海”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该厂解放前有2000名工人，解放后，因资金链断裂，工厂被迫关闭。许多人对恢复生产不抱希望，决定卖掉设备来筹集遣散费，但厂里的党支部把握政策，鼓起群众克服困难的决心与信心，在政府提供的30亿元（旧人民币）贷款支持下，生产又继续下去，党支部还制定了新的以多劳多得、定额定量为原则的计算工资方法。厂子恢复阶段，只雇用原有工人总数的20%，结果面临那些暂时失业工友的批评，他们坚持先卖设备，把钱用于家庭福利，而不是接着来进行生产。有一次，300名工人包围了工会主席，但他站稳了立场，向工友们耐心说服，终于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没有岗位的工人都得到赔偿与妥善安置。这些措施，都是过去上海经济生活中没办法想象的。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6）中，中国国民收入以年均8.9%（按固定价格衡量）增长，工农业产量年增长约3.8%和18.7%。由于年人口增长率为2.4%，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量增长为6.5%。徐焰教授指出，50年代的世界各国，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与日本并列第一，问题大多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要加上苏联的援助）。即便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在这一阶段获得久违的发展机遇，仅以1949-1952年为例，全国民族资产阶级工业的总产值增长了54%，而私营商业零售额也增长了18.6%，慢慢的变多的民族工商业主主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日益繁荣的新上海，不可抑制地吸引着那些不抱偏见的贸易伙伴。1952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宣布，中国希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恢复与发展与别国的贸易关系。也是在这一年4月，英国先于其他西方大国，同中国达成本年度1000万英镑的贸易交流协定，主要交易完成地就在上海。紧接着，更多西方国家通过种种方式开展对华贸易，而它们的第一贸易目的地也是上海。1955年，苏联记者A·拉因来到上海，便捷的港口里停满欧洲商船，“就在杨树浦发电厂岸边，正巧有一艘挖掘船在作业，它要把江底淤泥挖走，使来自芬兰、法国和英国的巨轮顺畅通过，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与新中国的贸易往来如火如荼”。为避免可能的问题（如已付款的进口物资被意外扣留），中外伙伴采取“先进口，后出口”的贸易原则，进口产品先抵达上海，然后相应的物物交换产品装船离开，“但要不了多久，中国将更为自信地走向世界贸易舞台，他们不仅有拿得出手的产品，更有擅长国际交易的人才”。

  在上海机床制造厂里，拉因见到准备出口的新式大型磨床与铣床，这里的工人已能自主熔炼出工具钢和合金钢，并利用它们制造出无缝钢管、电动机、内燃机与变压器，而在工厂俱乐部里，贴满大半个墙壁的规划蓝图上绘有从上海向外扇形辐射的箭头，那是该厂出口产品的目的地，“民主德国、巴基斯坦、印度等好多国家欢迎我们的车床，我们是上海的工业代表。”工厂负责人自豪地说，“仅仅几年前，我们只可以花高价买来接近报废年限的美国二手车床，可连一台电动脱粒机都造不出，可如今，我们的产品让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这样老牌工业强国）都为之钦佩。”

  同样是繁荣，为什么新上海的繁荣才是人间正道？因为它是包容性的，而非掠夺性的，更在乎人的尊严与发展。“钱是买不来最好的勇气和头脑的。”档案学者李红翻开五六十年代的出版物，扑面而来的感受是劳动者的主人翁意识，“解放后的上海，首先是赋予劳动者平等的地位和政治权利，人们迸发出无穷力量，甚至不惜为此推迟自我犒赏”。

  谢继民说，那个年月，“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是最光荣的职责，上海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新思想的气味，目的是通过辛勤劳动过上幸福生活。“我的二姐谢兰芬，就是当初差点被安排坐船去台湾的那位，在新时代里，她成了我们姐弟四个里最积极的，上中学时就主动报名参军，渴望为国家出力，后来进了防化兵学校，成为机要员，整整二十年，无怨无悔。”原兵工战线厅级干部蔡寅生更记住一位上海工人代表——，这位1953年从技校毕业的20岁青工，以强烈的责任感承担紧急支援前线的任务，他打破上百年来麻花钻头刀口平直的常规，创造性地将钻头磨成三尖七刃的形状，接下来发生了奇迹，给高锰钢的减速器外壳钻孔功效提高2-3倍，寿命延长3倍，成就了新中国工业史上有名的“56型倪钻”，这是世界金属切削领域的丰碑。“可这位日后担任重要职务的模范，始终铭记自己的初心，他曾郑重声明，‘倪钻’是群众智慧结晶，建议更名为‘群钻’，一字之差，彰显了新时代工人的博大胸怀。”

  这种精神面貌，还深深感染了外国人。原苏联海军上校E.I·布尔米斯特罗夫的自传《水兵之路》讲述了自己随苏联太平洋舰队1956年6月访问上海的细节，那是上海解放后首次接待外国军舰。他看到上海人对新生活的热爱：“不论在电灯厂，还是国营商店里，所有人都努力工作，为单位提供较为合理的建议，思考着怎么来降低成本，摸索有效的生产方法。他们白天工作，晚上到夜校学习。”“走在上海街头，无意间就会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教育氛围，许多楼房外墙上设有标语栏，反映出近期发生的国际大事，街头小贩也会拿着报纸、杂志和画报，谈论着自己的观点，这些刊物大多讲述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近代斗争史，内容通俗易懂，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文化水平不高的市民们对时事与历史的认知。即使是文盲也可接受教育，因为上海市区内到处都是画廊，最长的画廊位于淮海路上，主要介绍科学知识与高尚风尚。”

  让布尔米斯特罗夫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中国人身上的纯洁与善良。“当时的中国还很难，即便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少有汽车，街上大多是自行车与人力车，但街道都非常整洁，这和当地人的心灵是匹配的。”“我看到有人在植树，一个树坑前围了五个人，却只有一把铁锹，翻译告诉我，中国劳动力多，劳动工具太少，大家只能轮流使用一把铁锹工作，但这终将会改变。”“当满载苏联水兵的客车开上街头时，人们就涌了过来，他们热情地和水兵打招呼、握手，任何一个人都努力地向水兵们伸过手来，水兵们也许一生都不会再遇到如此真挚、热烈的友情。有位战友在车上与窗外人群握手时丢失了手表，第二天就有人送到军舰上，这份感情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六年后，27名特殊的印度军官也来到上海，这些人是在中印边境进行军事冒险时被俘的，在将被释放回国前，希望到中国内地看看。在上海，这些出身上流，受西方宣传影响至深、以为“中国穷才好战，落后到只产丝茶”的军人看到恢弘的机床厂、先进的华孚金笔厂、忙碌的肉联厂，对中国建设成就和人民生活表示惊讶和敬佩。一位印度少校说：“旧中国在蒋介石统治下人民饿肚子，你们在短短14年里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一定有什么‘神灯’吧！这灯就是人民的力量。”当军官们参观游览公园、逛商店和大街时，看到中国人民真正生活得幸福自由时，他们感慨地说：“中国的姑娘后面没有人盯梢捣蛋，马路上没有明火执仗的强盗，这在印度是不能设想的。”有个印俘在游览中把未灭的烟头扔在草坪里，随即有一儿童上前把烟头熄灭并拣起来，这个印俘很惭愧，向儿童跷起大拇指。到上海一个资本家那里做客，军衔最高的达尔维准将说：“我原以为你们被革命了，没想到你们还过得这样好。……毛主席真有远见。”

  为了建设上海，人追求卓越的脚步永不停歇，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勇于面对自身缺点、对自己开刀。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领导上海人民，以巨大的勇气和决心展开一系列自我革命。上世纪80年代，面对合资企业审批过程中的官僚主义问题，时任上海市长抽调有关委办局干部，成立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凡是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合资项目，都由这“一个窗口、一个图章”解决，大幅度的提升引资工作效率，缓解上海缺钱的困难，开创“服务型政府”先河。面对产品质量上的问题，批示：“要‘杀’一儆百，不惜‘牺牲’。”他还亲自在批语后注释：“‘杀’是严厉的行政处分，直至免职；‘牺牲’是推倒重来。”

  正因为勇气和决心，为了让上海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大潮中保持领先，各级部门放下身段，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90年代初，作为外高桥保税区开发建设主体的新发展公司奉行这样的理念：投资企业落户后，还须留得住做得好呆得长，双方共生共长，才是应有之义。他们编制《园区综合服务指南》，从投资咨询、劳动人事、物业管理到企业工商、海关、税务登记注册，连企业内如何安装小总机等环节都包含在内——一言蔽之，为投资者提供“保姆”式服务。这种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的服务，吸引大量投资者。而实现用户需求，培育园区产业链，新发展公司二十年里七迁办公场地，其中四年居然暂借施工工棚办公。

  锐意改革、不断地进步之际，上海的发展从不冒进，而是始终把握发展稳定的总基调。俄罗斯国家航空系统研究院长叶甫根尼·亚历山大洛维奇·费多索夫院士在1990年和1992年两次来到上海，“……不到两年，上海的面貌变化太大了。我第一次到上海，城市相当大部分的建筑面貌与苏联建筑很相似，很多的板楼和平房，黏土垒砌的院墙，但这些建筑好像一夜间消失了。……现在它们让位于高耸的新式建筑。到处能感到蒸蒸日上……”对此，他认为：“中国人采用循序渐进的发展模式，这相当明智。……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一点冒进，也没发生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私有化的现象出现，经济改革是在平稳中发展的。”

  改革进程中，上海更注意提升群众的满意度与获得感，注重环境规划与可持续发展。上海市领导在同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交流时提到要学会“决千金者不计锱铢”，而在老百姓非常敏感的住房、物价等问题上，“为大政者”却必须“毫厘皆知”。当年，浦东新区开发时，用8亿元资金动迁陆家嘴棚户区3500多户居民后，并未把这块土地投入商业开发，而是建成10万平方米的中心绿地公园，落成后，既改善了居民生活，又锻炼了机关干部，更主要的是给陆家嘴中心商务区提供宜人的“绿肺”，极大的提升整个地区的环境品质。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国和韩国局局长郝福满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四大经验，即“渐进式改革”“权力下放与激励”“务实主义与过渡性制度安排”“改革的制度化”。他认为：“中国改革所采取的渐进式、实验式的模式，与东欧和苏联的改革形成鲜明对比。……党和政府机构的改革是逐步实施的，政府和执政党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毫发无伤，所以中国才能集中精力推进经济和社会转型。”正是这种有着长远规划、同时又保持稳步推进的作风，让上海在改革开放四十年里始终拥有不竭的动力和热情。

  这些年，“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广泛传播，很多人觉得，经济快速地增长了几十年的中国似乎离“陷阱”慢慢的接近了。需要明确的是，中等收入国家是根据它们离全球技术前沿的距离来界定的，如何升级、追赶和创新才是破题的关键。英国《金融时报》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称：“中国在新经济和尖端技术领域取得成功。有理由骄傲的中国人指出，在移动支付技术方面，中国已领先于美欧。……最常见的移动支付系统——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慢慢的变成了中国创新的标志；不管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相信今后10年在机器人、无人机、绿色技术和人工智能等一系列领域将会有更多突破。”德国《时代》周报指出，中国2017年申报8330项专利，在全球年度专利申请量排名中位居第五，仅次于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据欧洲专利局称，中国2017年的专利申请数量同比增长了16%以上。同时，大部分中国专利来自数字通信和计算机技术领域，这符合中国政府提出的到2025年让该国在最重要的核心技术方面变成全球领导者的要求。瑞银集团全球超高净值客户服务部主管约瑟夫·斯塔德勒则认为：“如今，它（中国）正在发展自己的商业模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抓住机遇，并迅速进入新的商业领域。”

  事实上，中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也就是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新的发展阶段，意味着上海传奇将翻开新的篇章。面对新时代的新要求，正如市委书记李强所说，要“创造新时代上海发展的新传奇”，这座城市需要多一点创造激情、创造动力和颠覆式创新，乃至求“无解之解”的魄力。要牢牢把握重大发展机遇，全力以赴落实重大战略任务，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必须牢牢抓住创新这个关键，从创新出发把握好谋划的着眼点、研究的切入点、推进的发力点。而且，这个创新既包括了技术创新，也包括了制度创新、模式创新。

  面对激烈竞争，上海正努力转型为创新前沿。在临港，有打造“工业皇冠明珠”发动机的“动力之都”；在张江，有研发生物医药的前沿科创中心；在闵行，有中国航天的精英团队……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曾出过一份调查报告，从中国44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样本看，本国企业在25个行业中发挥主导，不少都来自上海。无疑，创新是新一轮全球知识经济中的支配性因素，上海在这一方面将扮演“有声有色的角色”。201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这当中，“上海制造”理应自觉承担起应有的使命和责任，在“中国制造”舞台上展现最美舞姿。按照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设计（2017-2035年）》（简称《总体规划》），上海要努力建设成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今天重振“上海制造”，一种原因是要保证制造业的必要规模，抑制“脱实向虚”冲动，坚决做实实体经济；同时更要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迈进，着力把“高端制造”做大做强。这就要求我们紧扣科创中心建设这一国家战略，对技术更迭、产业革新的趋势保持高度敏感，不断用创新抢占产业制高点。

  正如习主席所说：“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改革开放大潮澎湃，是当代中国最显着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上海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铸就了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新时代、新传奇，上海当率先再出发，中流去击水。（鸣谢桂飒爽、贺敏、郑远、狄竞等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