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生可谓传奇：1935年，他命令所部让开通道，使以为首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得以北上抗日；1949年，他率领10万官兵起义，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1982年，他又以九旬高龄加入了中国，实现了多年的心愿。他最后活到了96岁，一生可谓圆满。

  1892年，陶峙岳出生于湖南宁乡的一个耕读世家，他从小就勤学好武，6岁开始读书，12岁考入长沙城南师范附属小学，14岁考入求忠中学，但这所学校学生年龄悬殊很大，成年人占很大比例，学校管理也不甚严格，陶峙岳入学后，很难静下心来学习。

  当时陶峙岳的叔父陶刚岚在湖南陆军小学当教员，他让陶峙岳转到了陆军小学，由此规划了他后来的行武人生。

  1911年春，陶峙岳从陆军小学毕业后，考入武昌的陆军第三中学。开学还不到两个月，便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陶峙岳也参加了起义，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他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以后又加入了同盟会。

  1915年，陶峙岳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毕业以后，他先后参加了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并卷入了国共内战。1935年9月，陶峙岳任第8师师长，奉命驻守在陇西的武山、华家岭一带。

  此时中央红军主力要通过陶峙岳的防区北上抗日，彭德怀于是给陶峙岳的副师长、他曾经在湖南讲武堂的同学向超写了一封信，希望第8师能够放红军过去。

  向超将此事报告给陶峙岳后，陶峙岳早已厌倦内战，他示意部队先让出一条通道，等红军过去后，再尾随其后假意进行追赶，并对着天空打了一阵空枪，结果使红军主力顺利地通过了他的防区。

  抗战全方面爆发后，陶峙岳积极请战，得到批准。1937年9月，他带领部队来到上海，参加了淞沪抗战，他带领官兵在蕴藻浜一带，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但第8师顽强坚守阵地21天，部队奉命撤出阵地时，全师伤亡超过万人，仅剩1100余人。

  后来陶峙岳的上司胡宗南也不禁夸奖他：“想不到你们几杆破枪，竟打得如此英勇！”陶峙岳凭借此战赢得了“抗日名将”的美誉，并被提拔为76军中将军长。

  但因为陶峙岳并非胡宗南的嫡系，此后多次受到他的排挤，直到1946年4月，张治中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行营主任，才提拔他当新疆警备总司令。

  张治中也是著名的“和平将军”，陶峙岳受他的影响，积极和接触，双方于6月6日签订了《新疆和平条款》，陶峙岳还派专人将此前被军阀盛世才囚禁在新疆监狱里的员及其家属子女130 多人护送回了延安，受到了中央和各界人士的赞誉。

  到了1949年2月，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给陶峙岳发电报，要求他“晋京述职”，并提出除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外，其余部队悉数东调，开拔到关中参加内战。

  陶峙岳当然不愿打内战，于是仅从哈密抽调了一个团东移，对外宣称这是入内地参战的部队，同时他向南京政府声称如果要调部队入关，起码需要800万元的经费，当时政府已经捉襟见肘，当然不足以满足他的要求，于是只能作罢。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作为代表团团长的张治中决定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到来，陶峙岳也开始暗中着手进行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准备，7月23日，他明确表示：

  “今后坚决执行对外增进中苏亲善、对内实现民族平等、确保新疆和平安定的政策，驻新国军在本人指挥下，一本已定方针为新疆和平前途而贡献全部力量。”

  到了9月10日，张治中又亲自给陶峙岳发电报，劝说他们迅速起义，陶峙岳于是在9月17日派人前往兰州，与彭德怀商谈新疆起义的事宜。

  但陶峙岳的举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和仇视，他手下的3个师长叶成、马呈祥、罗恕人准备在迪化发动暴动，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陶峙岳孤身一人来到他们那里，对他们晓以大义、示以利害，终于动摇了他们顽固抵抗的决心。

  最终这3名师长表示愿意交出部队，但希望可以另谋出路，陶峙岳当即表示同意，将他们3人及追随的20余人从南疆送出境，排除了起义的最后障碍。

  9月25日，陶峙岳正式通电宣布起义，他宣布：“全军驻宁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与委员会及人民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 这就是著名的新疆“九·二五”和平起义。

  10月7日，陶峙岳来到了位于酒泉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部，见到了彭德怀和王震，王震高兴地对他说：“我们都是湖南老乡哩！你是宁乡人，彭总是湘潭的，我是浏阳的！”

  彭德怀也亲切地说：“陶将军，今后我们就在一起共事了，不要有什么顾虑，继续大胆工作，把部队带好。”

  当天陶峙岳和彭德怀、王震谈了很久，他感觉与两人真是一见如故，对他们的胸襟也很是佩服。他本来想等新疆和平解决后，他就把部队交给，然后解甲归田、告老还乡，但经过和彭德怀、王震的长谈后，他决定再为新中国的建设出把力。

  10月下旬，王震率领第一兵团大部队进入迪化，陶峙岳特别高兴，专门写了一首诗《七绝·迎王震将军入疆》：

  但王震进入新疆以后，有人对陶峙岳放走叶成的行为提出了异议，他们都以为陶峙岳这是放走了反革命分子，对此陶峙岳感到不平。

  王震知道这件事后，对大家说：“这件事做得对，不仅不应该受指责，而且应该受到表扬。”

  然后王震讲了一段往事：1939年冬，蒋介石发动高潮，王震时任359旅旅长，奉命进驻绥德地区，但当时绥德地区的专员何绍南是个专家，王震对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后来何绍南准备逃跑，王震便命令副旅长郭鹏把他捉住，但郭鹏却因为疏忽把他放跑了，王震非常生气，说要处分郭鹏。

  但知道以后却说：“你要处分郭鹏，我还要嘉奖他呢！如果抓住何绍南，那我们还得管饭，蒋介石来要人，我们也不能不送，能不讲统一战线吗？”

  后来也肯定了陶峙岳放人的行为，他说：“这不但没有错，而且应该给予表扬，这有利于全局。对不愿起义的人员，中国历来不强求，可以来去自由，送他们出境是明智之举。”

  这样下面的人再也没话说了，陶峙岳也深深地被和王震的宽广胸襟所感动，委屈也烟消云散了。

  1949年12月，新的新疆军区正式成立，彭德怀兼任司令员，陶峙岳和王震担任副司令员，起义部队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第22兵团，由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任政治委员。

  1950年3月，遵照中央的指示，22兵团的10万将士在陶峙岳的带领下，奔赴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开荒地、办农场、建城市，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塞外军垦生活。陶峙岳每天都要到农场里去看看，将士们都亲切地称他是“大队长”。

  1951年春天，机耕组第一次用拖拉机播种玉米，但因为说明书是俄文的，大家都看不懂，于是组长袁作斌决定用当地农民的土办法撒播，即把玉米种子用人工撒到地里，然后再用拖拉机带上圆片耙对角耙一遍，把种子埋进土里。

  正好陶峙岳过来看到了这一幕，他说：“这样不对，深的太深，浅的种子露在外面，圆盘耙又会把种子切破，将来保不了全苗的。”

  但袁作斌却坚持说老乡就是这样做的，陶峙岳见说服不了他，就专门派车把技术员请过来“评理”。

  技术员过来以后，首先批评了袁作斌：“这种播种方法是落后的，你作为机耕组组长，有好的机器不用，应该批评。”

  陶峙岳听了以后，笑着对袁作斌说：“看来咱俩都不太对，这场官司打平了，不过你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是值得鼓励的！”

  在陶峙岳的带领下，兵团经过一年的耕耘，垦荒23万亩，大大超过了军区下达的20万亩的任务，而且当年就基本实现了蔬菜、肉食和粮食的自给，可谓是创造了奇迹。

  1952年7月，王震和陶峙岳谈起了入党的问题，他问陶峙岳：“你对中国有什么看法？想不想入党？”

  陶峙岳的话表明了自己对入党的无限渴望，但他考虑到自己前半生的经历，感觉自己暂时还未达到一个党员的标准，所以暂时还不敢申请入党。

  1955年，陶峙岳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但他仍然住在乌鲁木齐东门外的一栋平房，里面的设施也很简陋，王震对他说：“你是我们的祖国的上将了，不能再住这样的房子，还是盖一栋楼房吧！”

  直到1965年，陶峙岳才郑重地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交给新任兵团政治委员张仲翰。张仲翰看到以后深受感动，他不停地说：“这是陶将军长期努力和不断改造以后，对自己思想行为的评价啊！”

  张仲翰马上向兵团党委进行了汇报，党委一致决定同意，并报告党中央。但不久以后，“”开始了，有特殊历史背景的陶峙岳入党的事情只能暂时搁浅了。

  “文革”时期，陶峙岳受到了冲击，造反派诬陷他是“反革命”，但他始终坚贞不屈，造反派见从他口中得不到“口供”，又去找王震，让他“揭发”陶峙岳。

  王震听后大怒，他直接拍案而起：“你们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我和陶峙岳既是同事，又是战友，我了解他，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功的起义将领，为新疆的解放和建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不是什么反革命！”

  有了王震的作证，陶峙岳的日子才好过了一点。到了1970年，陶峙岳感觉自己年事已高，于是辞去一切职务，回湖南老家养老去了。

  粉碎“”以后，陶峙岳再度出山，于1979年12月当选为湖南省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在1982年5月，他再次提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在申请书里写道：

  “我觉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和有益于人类社会事业的实践。我不仅以加入为荣，更重要的是能在党的直接教育下，取得更快更大的进步。”

  1982年9月23日，批准陶峙岳为正式党员，此时陶峙岳已经90岁了，他听到这一条消息以后激动不已，专门写下了一段话：

  “在有生之年，仍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在建设祖国、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中，竭尽绵薄之力。同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员，不辜负党对我的期望。”

  1983年6月，陶峙岳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为祖国的建设发光发热。

  1984年4月，陶峙岳在长沙再次见到了王震，两人都特别高兴，陶峙岳把自己这几年写的诗给王震看，王震连连称赞写得好，还对身边的记者说：“请你送去报社，我们陶将军的诗作，要发表。”

  1988年12月26日，陶峙岳在长沙病逝，享年96岁。当地墓地的最低标准是8.5万元，但他没给子女留下一分积蓄，8.5万对他们来说是天文数字。在组织的安排下，陶峙岳才得以安葬。

  几天之后，身为国家副主席的王震亲赴长沙吊唁，代表党中央和为陶峙岳致悼词，悼词读到一半，他已经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