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8日，农历年正月初六，晚上七点半，北京东城区一个酒吧里，四五十个外国人盯着墙角里一块暂时支起的白色背板，内幕中模糊传来火车跋涉的响声，很快，被喧闹的人群闹喊声替代，音量越来越大。画面中呈现了黑漆漆的人群，人声鼎沸，女性尖叫，警车鸣笛，武警举着扩音器不断高喊“不要拥堵”，但洪水起死回生的人群，夹杂着巨大的尼龙编织袋，冲过通道，奔向站台。

  这是一部名叫《归途列车》的纪录片前奏，英文名叫Last Train Home最终一班回家列车。

  纪录片的主人公，是从四川到广东打工的张昌华一家，三年多时刻里，摄制组跟随他们，从广东到四川，再从四川到广东，拍照他们的作业、日子、沟通、争持配偶俩用菲薄的收入育婴家园留守的一双儿女，等待孩子承受好的教育、改变命运，却适得其反。列车是他们的首要交通工具，连接着家园和作业，也承载着他们的无法和期望。

  尽管主打“春运”，但在导演范立欣看来，春运仅是这个年代的表象：如此多人在同一个时刻团体阅历艰苦的奔走，却也是仅有的期望这是他们一年中仅有能感到美好的时刻，与家人重聚、享用嫡亲，对许多人来说，也是仅有赎罪的时机。

  范立欣期望，能经过张昌华一家的命运，记载这个年代2.4亿外出打工人员的实在日子。这种实在，超出了许多观众的幻想，以至于有观众感叹，“这不像是纪录片，更像是结构精妙的故事片。”

  第一次见到张昌华和陈素琴配偶，是2006年8月的一个黄昏。其时，范立欣已为寻觅纪录片主人公碰了一个月的壁。

  这儿是广州市周边上百座“城中村”之一，城市化进程蔓延到此处之后，当地人修了私房，租给漫山遍野般做出口加工的工厂，逐渐成为数十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团体居所。范立欣钻进每个工厂，像推销员起死回生，和每位能触摸到的人谈天。

  他很快发现，由于人口活动快，信赖在这儿很难树立。没人乐意和他说话，工人们抱以惊骇，忧虑谈天耽搁做工挣钱;厂方以为他们是电视台来暗访的，有的敬而远之，有的见到就直接喊“逛逛走”。

  走进张昌华地点工厂时，正是晚饭时刻。由于只需半个小时歇息，大多数工人都放下手里的活冲到楼对面的食堂，整个厂房，只剩下一男一女还在作业。

  俩人看上去有四十岁，并排坐着，女性眉头紧闭，手腕纤细，穿戴粗布深色衣裤，腰间裹着围裙，长发随意扎在脑后，一抬头，现出很长的抬头纹;男人的表情却是平缓得多，五官概括显着，两个人都安静地盯着手里的布和缝纫机的针。

  配偶俩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男的叫张昌华，女的叫陈素琴。1990年，他们扔下刚出生八个月的女儿给外公外婆，到广州打工。

  “脱离家，专心想着赶忙到城里找作业能挣钱养活孩子。那时候女儿不到一岁，我是掉着眼泪出去的，最终一次抱她是在我妈妈家。出来今后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我都会掉眼泪，饭都吃不下去。假如要看信的话，就得把饭吃了再看。”陈素琴是个老实人，不太会回绝他人，有问必答，张昌华仅仅静静听着。两个人一向没停下手里的活。

  配偶二人不明白什么叫纪录片，一向问：“要收钱吗?”范立欣一再强调分文不收，软磨硬泡一个星期后，两口子总算容许了。由于两口子是在这个厂十来年的老职工，自己赞同后，老板也没有阻挠。

  从这天之后，范立欣逐渐触摸并了解了这批日子在“城中村”的农民工，他们居住在城市，过的却既不是城市日子，也不是乡村日子，仅仅是“机器”一般的日子。

  每天早上八点起床，到宿舍楼下的食堂吃过早饭后，他们就开端了一天的作业，除了正午和黄昏各有半个小时的歇息时刻，工人们都坐在自己的工位上，直到夜里十二点。

  这种看似苦工的作业，却是出于自愿。薪水按件核算，每缝一件衣服10块钱，配偶俩一个月能赚5000块钱，一半寄回老家，另一半存下来，春节一齐带回去。薪酬是现金结算，工人们从没签过作业合同，更别提各种劳作保证。

  八月流火，工人们整天闷头作业，一栋七八层的板楼里有两三家工厂，几百名工人。范立欣不知道这些工厂的姓名，也不确定它们有没有姓名。每间厂房里都是一排排的缝纫机一齐嗡嗡响地团体作业着，屋子一边排满了蒸汽熨斗，另一边工人们举着电锯裁衣服，高高的台子上堆着碎布，碎布堆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在睡觉。裁布工人依照图纸裁好各个部位的布，缝纫工人把布缝在一同，熨衣服的工人把它们烫平。

  厂房里炽热难耐，范立欣最不能忍耐的是空气中充满的粉尘和布屑，往往是一进门，就咳嗽不止。只需单个年轻人会拿块布挡在口鼻处防尘，绝大多数工人都没有防护认识，由于几个月后，所有人都已习惯不再咳嗽了。

  十几年来，张昌华和陈素琴在广州从未在城里消费过。“城中村”就像是工人们的小堡垒，城里人不进来，乡民也很少出去，每月放假的那天会出村，由于要到邻近的邮局寄钱。

  “城中村”日子配套完全。张昌华偶然会在夜市下次馆子，独爱水煮肉，油重，滋味也重，但最重要的是廉价，一大盆只需十几块钱，比村外的城市里低许多。

  范立欣觉得，在他来之前，或许张昌华和陈素琴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故事讲给任何一个人听过，这个当地每个人的阅历都类似，我们没有共享的自愿，也没有共享的空间，所有人分秒必争做更多的衣服，赚更多的钱。

  摄制组由一批有一起自愿的人士组成，制片人赵琦、韩轶，摄影师孙少光，都是范立欣的老同事，录音师则是范立欣的哥哥，特地从老家来帮助。开端的一年多时刻，我们都是责任作业，没有薪酬，直到2008年头，一个加拿大出资方看了资料后，才出资了100万美元。

  张昌华和陈素琴都生于1960年代末，两人相差一岁。由于穷，他们都只上完小学便停学了。整个80年代，他们都在务农，这时，我国的南部地区正在兴起大片的工厂，急需大批工人去完结很多的外贸订单，所以，乡村中有眼光的人开端搬迁到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做起了产业工人。

  张昌华和陈素琴便是最早被裹扶在这继续二十年的搬迁潮流中的两个人。他们的家园四川省广安市大安镇回龙村，地处四川东部，风光俊美，但交通不便，经济以农业为主，人均地步又很少。他们说，从当年到现在，不出门打工，在村子里会被人瞧不起，被骂“懒”。

  抛下刚出生的女儿南下， 关于陈素琴来说，是心中抹不去的伤痛，但支撑他们的动力也很强壮：赚了钱，让儿女好好读书，将来上大学，不再重复他们的命运。因而，陈素琴和大女儿张琴每周一次的通话中，陈素琴不变的吩咐是：要好好读书。往往是这边重复啰嗦着，电话那儿的女儿便不答话了。

  镜头一转，碧水青山的回龙村，落日下，张琴正熟练地挥动镰刀割草，割了整整一箩筐后才回家。这一年，张琴17岁，已长到一米六出面，和爸爸妈妈身高差不多了。

  不远处一幢二层小楼，便是张琴家，这是用张昌华和陈素琴多年打工攒下的钱，最近两年盖成的。但也只需一幢高楼，三间卧室，一个客厅，除了一台很小的电视机、冰箱和几件简略的家具外，一贫如洗。

  张琴蹲在门口，把刚背回来的菜叶切成段。她告知范立欣，村子里像他爸爸妈妈这么大的人都外出打工了，和她起死回生大的孩子，到了上高中的年岁也停学打工去了。

  抚育张琴长大的外公几年前过世了，外婆年岁也大，家务活都是张琴做，收割、喂猪、煮饭晚饭时，外婆又啰嗦起姐弟二人的学习，张琴有些不耐烦，不断地扇蚊虫、挠头发，弟弟张洋一向缄默沉静。

  外婆告知范立欣，自己年轻时学习很好，钱银能够经过考学去到城市，为呼应其时国家“搞农业第一线”召唤留下来，没想到，受了一辈子穷，常常“吃了这顿找下顿，衣服满是补丁”。由于穷，她的孩子也没能好好承受教育，老人家便把脱节贫穷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身上。

  张琴却决心要脱离。她觉得这儿“欠好玩”，现已停学打工的同伴们，春节回来展现他们的新手机、新衣服，描绘城里的日子，令张琴神往，她也并不以为，好好读书，能带来多好的时机，更不肯再依托爸爸妈妈日子。

  这一年给外公上坟时，她哭着说：“我不想见到爸妈，你也知道，我和他们的联系一向欠好”“这儿一向是个悲伤的当地”。

  这年夏天，张琴只身一人，跟随先她去打工的朋友。“自在”后，张琴第一次烫了头发，第一次喝了酒，和工友们倾诉自己从小没有遭到爸爸妈妈关爱的苦楚。工友宽慰她，“他们挣钱也是为了养你嘛。”张琴不屑地辩驳，“一切都是为了钱。”

  得知女儿停学打工，张昌华几回到张琴打工的当地看她，或给她打电话，劝她回乡读书，都没成功。父女二人常常是静静地坐着，相对无言。张昌华后来说，自己读的书还没有儿女多，好多话，想到了，不知该怎么说出来。所以辗转反侧只需一句：还要不要回去读书嘛?你想好了噻?